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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武灵王是怎么死的?

来源:百科故事网作者:知乎-我心坦荡,便无阴…时间:2016-12-12 16:11:54

因为守卫就是接了命令,一定要逼死赵武灵王赵雍。所以他叫喊也好,翻墙也罢,都毫无用处。沙丘是一座宫室,贮藏了很多粮食,赵雍一个人用才维持了许久,后来靠掏鸟蛋、生吃雏鸟也维持了一阵,直到三个月后方被饿死。

赵武灵王雕像

至于守卫为何敢于逼死前任国君、现国君的父亲,当然是因为在现国君惠文王赵何的默认下,赵国贵族官员的集体意志。一世要强的赵雍,没有在大势已去时挥剑自裁,而是苦苦撑了三个月,幻想能等来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援军,想来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,倒不是有意要用这种残忍方式来杀死他。可参见:英武一世,智昏一时——评赵武灵王与“沙丘之乱” - 狐言论史 - 知乎专栏武灵王二十四年,在不断惨败和挨打,国势衰颓之极的困境中,年届不惑之年的赵雍终于孤注一掷,发动军政改革,下令举国衣胡服、习骑射,效仿游牧民族,建立起一支当时中原各国绝无仅有的精锐轻骑兵;又选贤任能,削弱宗室大臣势力,提拔肥义、楼缓等人为重臣;随后一转外战颓势:在十年战争中对宿敌中山国屡战屡胜,不断迫其割地请和,最后集中二十万大军,苦战五年,竟将这个之前国力并不下于赵国的战国列强一举吞并,使河东河北两块国土终于连为一体。

而同时在西线对林胡、楼须两只游牧部落的战争中也连连告捷,夺取其领地,为雁门郡和云中郡,同时将大量胡骑部众收编入赵军骑兵。

十年间,赵国疆土一下子扩张了将近三倍,其在战国七雄时代的基本版图,正是武灵王后期的扩张一举奠定。史载“时赵之强,甲于三晋”,魏、韩两国国君并携其太子来朝。(【梁襄王与太子遫、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】),赵雍也由此被誉为关东列国最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。

然而,在攻灭中山国的前三年,赵雍因为自己私爱,做出了一个直接导致其最终悲剧结局的决定,就是让位于幼子赵何,自称“主父”。

春秋战国时期,君权远不及后世强化,立储不是君主一家之事,更是举国卿大夫的国事。君主以私爱而无罪废立储君更是国之大忌,废长立幼不知令多少英明君主晚节不保,不知令多少强国转盛为衰。

赵国历史上,之所以作为三家分晋、力抗智氏的主角,其后百年反被魏国夺取中原霸业,便和赵襄子不传子而传侄孙赵献侯,其弟赵桓子趁乱夺位导致的内乱密不可分。

前车之鉴如此,赵雍又因为对王后吴娃、及其所生赵何母子的私爱,一定要立赵何为继承人;又为了不至于在自己死后,赵何即位时发生类似变乱。他就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自己壮年退位为“主父”,摄国政,让赵何提前接班为赵王,以正式的国君名义来强化和巩固其统治的对策。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大臣如肥义等,都派到新任赵王赵何身边去辅佐。这才是其壮年让位的主要原因,就是为了让幼子将来接班时,国家不致变乱,就趁自己还年富力强时,提前给他正式国君身份。

至于其自称的让幼子主国政、自己好一心领军,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因素,但大体不过是台面上冠冕堂皇的说辞。春秋战国数百年,后世列朝两千年,谁说国君领军时,太子或其他大臣就不能摄行国政,而定要君主名义不可了?

这个做法和日本战国时期的许多封建领主(或称“大名”)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彼等在壮年时退位但仍掌握实权,让属意的儿子为名义家督,如此既能保证自己死时,已经继任数年、十数年家督的儿子的统治合法性,又能培养其担当领主的能力,何乐而不为?

然则,天朝情势终究非东倭小国可比,赵雍创制“主父”之称既为自古所无,那么仅仅是国君生父的身份,也并没有专断国政的正当法理。于是同时亦是国家大臣的赵相肥义等,逐渐都将自己首先效忠的主君变成了赵王何。

随着赵王何年龄愈长,“主父”赵雍泰阿倒执,权柄渐失,已成必然。

于是赵雍才想到扶植废太子赵章,两分赵国国土,立赵章为代王,意图藉此令两个儿子相争,自己从中调处,自可趁机收回王权,甚至重登王位。

肥义对赵雍的拒绝正是严厉的告诫,“国无二日、百姓方宁”,明指赵章,实指赵雍自己,亦代表全体赵国臣民的心声。可惜赵雍被私欲蒙蔽双眼,一意孤行,如此将个人的权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,本身就成了赵国最大的乱源。

赵王何即位四年,王权逐渐巩固,宗室阳文君赵豹、公子成,大臣李兑、将军信期等,皆团结在赵王周围,做好了随时应变准备。

赵雍自称去去沙丘选看墓地,以父子孝道迫使赵王何随行。赵章以赵雍的主父令符,招赵王何来主父宫,意图谋害。此时他们父子一心弑君篡位,对自己的儿子和弟弟,又何尝有亲情可言呢?肥义代君赴死,亦是以自己性命报偿了从前赵雍的知遇之恩,可谓两全于君国,社稷之良佐。

这才是“沙丘之乱”的本质,正是“主父”赵雍默许下,赵章杀害赵相肥义,并意图谋杀赵王何,夺取政权的政变。

其后将军信期、李兑、公子成(赵成)等挥军平叛,兵围主父宫。李兑此时想请示惠文王,为公子成劝阻,群臣尽诛赵章一党,然后将主父宫中宫人带出,仅留赵雍一人不许其出,兵围三月,将他活活饿死。

之后赵王何领导的赵国中枢,给赵雍上了个贬义性谥号“武灵”,批判他的前明而后昏,并盖棺定论,为后人诫:即使是国君的生父,赵国史上功绩最伟大的君主,当他做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举动时,一样要受到最严酷的惩处。

这才是真正的上古天朝之风,这才是当时人人视为天条的“社稷为重、君为轻”,背弃臣民之心的君主,做了破坏帝国统治秩序、危害帝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危险行为时,便理所当然成为国之公敌。哪怕他过往曾经有过再伟大的贡献,为了维护国家社稷,一样要予以清除,诛之不过杀一“独夫”而已。

当然,此事本身处境最尴尬的,正是少年国君赵王何,沙丘围宫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,每一天对他恐怕都是一种煎熬。他不会忘记,父王曾经对母后与自己的笃爱之情;也不会忘记,父王竟因此力排众议,废长立幼,以自己为太子、君王。可是事已至此,为了不负家国社稷,为了不负臣民三军,他竟只能眼睁睁看着父王被生生饿杀,既然踏上布满尸骸的帝王路,父子二人皆已再无退让可能。

李兑一开始欲请示赵王何,其实是不想担责的私心作祟,欲推责任于主上了。好在公子成及时劝阻他,赵国众臣才以国事为重,集体把逼死赵雍的责任担起来。

毕竟若让赵王何蒙上“弑父”之名,其他诸国便有名正言顺理由,组织联军来吊民伐罪,赵国一大半国土还是赵雍这些年刚刚打下,那时便是国势瓦解、亡国之患。

而众臣勇于背上“逼杀主父”的黑锅,逼死赵雍这个政变幕后主谋,避免了国君处置生父的为难,更从此结束了畸形的“一国二主”局面,彻底替国家消除乱源,对赵国社稷、百官臣民而言,皆是正确的事。 只等赵雍一死,赵王何既是他生前指定继承人,那些偏向赵雍的亲信旧部,虽不情愿也只能跟从国君了。

而如若诸国联军当真以此为由来讨伐,或是赵雍旧部起兵,局面万一不能收拾时,李兑、赵成、信期们就是现成的蒙蔽、挟制主上之弑君逆贼,正可杀之以谢罪。赵王何既不用担弑父责任,那作为赵雍这个苦主在法理上唯一的继承人,依旧可以在赵雍旧部的支持下,整合赵国绝大部分力量以抗。

当然,这最危险的可能并未发生,变乱被迅速平定,不至于引发全国性叛乱、或外国干涉令国力大损,可说实现了平稳过度,实为天佑赵国。

赵国众臣围困饿死主父,在战国时人看来不过是除掉了乱臣贼子,并没受到过太什么严厉的批评。

赵王何如果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孝子,或当真满足自己报父仇的私心,事后去清算这些护国忠良,那反而定要寒举国臣民之心了。这种事在后来的大一统集权王朝,或可做得,在列国争锋亟待人才的大争之世,无异自亡之道。

其后赵何君臣同心共振国势,以廉颇、赵奢为将,以乐毅、赵胜、田单、蔺相如等为臣,整顿税收,国赋大平,民富而府库实;并不断侵吞齐魏土地,阏与之战和几之战两度大败天下霸主秦国,迫使强秦于渑池之会结成对等同盟,成为关东第一强国,堪称赵国史上最强大的时期,亦足以告慰武灵王赵雍之英灵了。——他当然不是个好儿子、好弟弟,却是一位配得上赵雍继承人身份的好国君。

只不过后世儒学思想影响深化,君权亦不断集中加强,所以“沙丘之变”才从正当的平息叛乱,变成了乱臣蒙蔽新君而弑旧君,李兑和赵成们也不幸变成了犯上作乱、欺压幼主的权臣甚至奸臣。如演义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即持此论,因其流传甚广,是以深入人心。

可叹赵武灵王一代雄主,奇思妙想如天马行空,却无视了君主统治的法理,群臣效忠的凭据;最后既连自己的权欲都克服不了,不能相忍为国接受现实,行事反复,倒行逆施,方致父子离心,群臣交攻。

他冒险亲身入秦,考察秦国地理山川、君臣上下,确系英雄胆魄。然则有雄心壮志,不代表便有相应的才略。

赵雍为私心权欲而不惜两分国土、引发变乱,就算他能政变成功,重夺王权,要压制举国动荡亦已不易,除已经殉难的良相肥义外,尚不知有多少社稷忠臣要因此而死。做下如此昏聩之行,还想再去吞灭军力强大、政令严明的虎狼之秦,进而一统天下,岂非笑谈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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