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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襄公究竟是不是“蠢猪式的仁义”?

来源:百科故事网作者:知乎—壬午时间:2017-03-08 16:34:59

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,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”仁义“表象,但对于春秋战国来说是真的“仁义”,还是愚蠢之极?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

管仲桓公将世子昭托付于襄公,且襄公助世子昭平齐乱这点可以看出,宋襄公的名望实力,还是比较不俗的,当时周室诸侯,王室庸懦暗弱;秦晋之地在闹饥荒,两国因争夺粮食打的头破血流,无暇他顾;齐内忧重重;郑,卫,鲁皆是小国寡民,唯有宋襄公,既有相对强势之国力,辅业之贤臣,复有安定中原,南抗荆楚之志,更有让贤之仁义名声(宋桓公时曾举荐自己庶兄子鱼为君,子鱼不受,退而相国),所以霸主之位,此时除了宋国,还真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。

宋襄公剧照

宋襄公剧照

当然,你要说这是时无英雄,矮子里面拔大个,也没有错,但南方荆楚闻桓公去世,齐国内乱,早已蠢蠢欲动,宋襄公借此机会自荐上位,成为霸主争取本国利益,也不失为一有点战略眼光的投机行为。

现在我们来总结分析一下宋襄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。如上文,襄公乃是前朝王室遗贵,封爵之尊乃是诸侯之首,且因宋仗义平齐乱,宋襄公之名望更是无以复加,此时过去征服殷人的周王朝已衰微,自齐桓公死后,中原诸侯没有能继承者,外敌入侵,天下大乱,这是什么个条件?这绝逼是造反复国的绝佳条件!天赐良机!想慕容复不过是一个胡族小国后裔,仗着长得帅点,拳头硬点,没钱没粮没地没兵,带几个家仆都整天琢摩着谋反复国,更不用说宋襄公了,这可不是我猜的,宋襄公在伐郑时曾与子鱼论战,子鱼谏襄公曰:“天之弃商久矣,君将兴之,弗可赦也已。”,劝襄公不要伐郑,这句话便道出了宋襄公伐郑的目的,乃是“君将兴商”,红口白牙地道出了宋襄公之勃勃野心。

既然要谋反,宋襄公自然不能以”尊王攘夷“来号召诸侯,因为反的就是王。在一通冥思苦想,绞尽脑汁以后,宋襄公竟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的”仁义“二字为政治号召,别人又不傻,这点小把戏还是骗不过中原诸侯的,就像受宋襄公大恩的齐孝公(世子昭),听襄公改政治口号以后,马上和宋国保持距离,划清界限,之后宋虽征东夷,伐曹国,所收获效果只不过是周边小国的依附,最强大的齐楚二国皆不承认宋襄公霸主地位,宋这个霸主当的,实在颇有水分。

于是在周襄王十三年,宋约齐楚于鹿上,齐候不至,后与楚约盟于盂,子鱼谏曰”宋小国也,小国正盟,祸也。”但宋襄公一意孤行,于是子鱼又谏襄公多带些兵马护卫,宋襄公又说,咱们的口号是“仁义”啊,怎么可以不信任诸侯呢?于是刚到盂就被楚王抓起来了,所幸随襄公一起赴会的子鱼逃回国,之后楚国携襄公为质攻宋,子鱼奋力坚守国度,楚师五月不克。楚兵退后,子鱼又废了不少力气,在各个国家周转外交,把襄公赎了回来。子鱼对他这个弟弟,真心是把头发都愁白了。

襄公回国以后,耻楚成王之侮辱,更愤恨诸侯不救宋抗楚,奋而伐楚属国郑,想借此扬威定霸。伐郑前,宋襄公誓师曰:“如天不弃我,商可兴矣!”彻底暴露其政治野心,且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气概,而反对战事的子鱼,也只能无奈叹曰:“天之弃商久矣,君将兴之,弗可赦也已。”

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,楚师出兵救郑,宋急回师迎战,双方会于泓,爆发宋楚泓之战。

冬,十一月,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。楚人未济,目夷曰:“彼众我寡,及其未济击之。”公不听。已济未陈,又曰:“可击。”公曰:“待其已陈。”陈成,宋人击之。宋师大败,襄公伤股。国人皆怨公。公曰:“君子不困人於阸,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:“兵以胜为功,何常言与!必如公言,即奴事之耳,又何战为?”次年襄公伤重而死,宋经此战一蹶不振,遂降服于楚,终春秋战国,宋地沦为诸强征伐之战场,生灵涂炭,正是宋襄公遗祸也。

纵观宋襄公一生,年少时襄公便有让贤之名,之后更有仗义助齐之功享誉于诸侯,本是大有一番作为的良机,却因自身野心膨胀,贪功冒进,改中原诸侯“尊王攘夷’之政治旗号为兴复殷室,当真一招棋错,满盘皆输。春秋时代距殷商亡国已有近五百年,人民对于殷商的遗爱早已淡薄,宋襄公乃是自取众叛亲离,孤立无援之下场,否则泓之战时,出于襄公扶世子昭之恩,齐国绝不会袖手旁观,如有强齐援助,宋也就绝不会一败涂地至动摇国本,数世不得翻身的境地。

也许在年少时,让贤子鱼,仗义助齐都可以说是宋襄公高风亮节的仁义之举,然则待齐桓公逝后,襄公野心膨胀,已不是当初的仁义少年矣。所谓的”仁义“,对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谋反之心的拙劣借口,天下人皆一眼看破,唯独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,四处作秀给他国看,盂之会泓之战都是襄公作秀玩脱的滑稽行为,殊不值得同情。

宋襄公之战略眼光,军事手段也十分浅薄。齐桓公当年费了二十年的努力,成就一个强大的反楚联盟,于召陵之会,率整个中原的兵力,尚忌惮楚国兵力,不敢轻率从事。而襄公凭小国一军的力量就敢和楚做正面冲突,简直躁进鲁莽至极。泓之战时,襄公以一国君主的身份,身先士卒,带头冲锋陷阵,行莽夫之事,妄图以仁义之名破数倍于己军之敌,更是作秀作到自己都陶醉了的程度,堪比后世之义和团。

春秋初年的战争,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,所谓堂堂之阵,正正之旗,襄公军事之无能,也有一定这方面历史原因,但仅仅五年后,晋文公与楚城濮之战便首开伪装,佯退,诱敌,侧击等诡谲复杂之战法以弱敌强,大获全胜,襄公自然不能以当时军事理论不发达为借口。更不用说,泓之战即便宋国胜利,对历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宋当然没有南平荆楚的实力,徒然出一口恶气而已。中原诸侯更不会因为宋侥幸获胜而支持宋国复辟殷商之业,反而很可能与楚南北夹击宋国以伐不臣,以宋国的微妙政治身份,其覆亡,或早或晚也。

对于当时宋国,最现实的战略方向应该如子鱼所言,小国不与争霸,广积粮缓称王,利用宋国交通商业之发达游走于各国之间,当时北方晋国已经兴起,宋国完全可以将晋国推上台面,出卖郑国利益,让晋楚在郑地打个你死我活,而宋可以利用与齐之渊源结成坚固之联盟,此亦是小国生存之良法。

但是以宋的地理位置,楚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原咽喉出现强国阻其北进,齐也不会任宋无限强大,而宋国国境又无险可守,像盂之会襄公被掳以后,楚国马上就能打到宋国首都便可证明宋军之劣势,此亦周公之先见。

如果宋地处齐晋之地,以宋国子鱼,公孙固之贤才,未必不可成一番气候。可以历史给宋襄公的选择,只有要不然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守成之君,要不然就只能背负失败之恶名,而襄公显然选择了后者。

现如今对宋襄公的评价,多争执于襄公所作出的”仁义“表象,被其作秀所迷惑,盖因为,宋襄公在浩瀚的中华历史中所扮演的,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,他没有能像齐桓晋文那样的伟大武功,仅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浮夸志向,正乃是滑稽之人,受后世滑稽之评价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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